从北宋文人的一篇《会约》反观时下酒风

金评媒

从北宋文人的一篇《会约》反观时下酒风

文／张成军

酒的确是好东西，既能养生，亦可撩兴；俗称“杯中物”，雅号“钓诗钩”；实乃：液中烈火，水之琼浆。始自天地造化，自古名当“圣贤”，性自豪放；文人好酒者不可胜数。我虽不才，但也是贪杯之人，虽不致无酒不欢，但有酒却能助兴，或于酒酣耳热时坦胸赤膊挥毫，虽不称佳作，但却能异于常；或于夜半酒醒时辗转反侧抒情，虽不能名世，但却能吐淤塞；然鄙人酒品不佳，每与友人相聚，多是狂态毕露，洋相百出，常垢病于亲友，不耻于糟糠，然，性不能改也！每醉后受批之时，必面红心虚小声地怼以“自古文人皆有此好！”此时，若收声不及，必招河东之吼，掩耳亦难敌！恶言必撕伪面于不存，什么你也当得是文人？名不及村中老叟，文不过家下孩童，充其量不过是斯文败类罢了，若至于斯，不仅酒兴荡然无存，心性也是垂不能扬；我亦有性急时，必致冷战于东床，默语于耳畔！


近来年长，心性亦有收敛，多思反常，欲有所改，然病入骨深，每入酒局，还不能自制，今读一文，似有感怀！虽不可效仿，但似可借鉴。此文成于北宋，出于司马光之手，起因于北宋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退休宰相富弼偕好友文彦博组织一些年龄相仿、资历相当、性情相投、口碑良好的老领导，仿唐代白居易“香山九老会”形式，置酒相乐，定期聚餐。按年龄为序，轮流作东，时人称之为“洛阳耆英会”。年龄最大为富弼，七十九岁。其次是文彦博，七十七岁。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司马光年龄最小，“年仅”六十四岁，因他声望高、学问好、人缘不错，又正好在洛阳居住，便被“强拉入伙”，成为“耆英会”中的老幺。经过合议，决定由任过皇帝秘书的大笔杆子司马光执笔，撰写《洛阳耆英会序》及《会约》。
《会约》一共八条，原收于《司马氏源流集略》一书，现据邓广铭先生《宋史十讲》全文转引如下：
一、序齿不序官；二、为具务简素；三、朝夕食不过五味，菜果脯醢之类，共不过二十器；四、酒巡无算，深浅自斟，主人不劝，客亦不辞；五、逐巡无下酒时，作菜羹不禁；六、召客共用一简，客注可否于字下，不别作简；七、会日早赴，不待速；八、右有违约者，每事罚一巨觥。
此文虽无出彩之处，但妙在于真，妙在于实；如其一约：序齿不序官，此一约彰显文人本性，返天地自然，顺其生长也，不拘繁文辱节，不致难主人于席间，为排次而忧其虑！少了些八股之气，多了轻松自然。


其二、三、五、六者：为具务简素；朝夕食不过五味，菜果脯醢之类，共不过二十器。逐巡无下酒时，作菜羹不禁；召客共用一简，客注可否于字下，不别作简。
《会约》中七、八两条：会日早赴，不待速；右有违约者，每事罚一巨觥。更是甚得吾心，守时者，君子美德也，此约说到，时间既定，过时不候，若违约者，当主动自罚。可见那时文人也重时间，而当下时人则不然，每逢酒约，拖沓无准，非三呼而不至，至时不显其业务繁忙，就吹其事项重要，或编理由搪塞，实倒人味口，此亦当诫之。此四条号节俭为尚，定下接待标准，但凡相聚，标准统一，既不浪费，也不致东道因家贫而自惭，不像时下，有钱者必珍味佳酿，排场宏大，致还礼者捉襟见肘，有过者，见店小而不入，见菜淡而不食，见酒薄者不饮，席间装腔作势，顾左右而言他，一副上等人模样，实令人作呕不说，也令娱乐之酒局气氛尴尬，推其上，亦家贫之户矣。故此约定可令富者守其俭，贫者安其心，实在妙不可言。


此文最妙不过《会约》其四：酒巡无算，深浅自斟，主人不劝，客亦不辞。此一条，当可警时下酒风之陋俗，量力而饮，安全尽兴，亦不致酒后生事，亦不致酒醉伤身，劝酒须警慎，法律有风险，多见于因酒而沾官司之事，当下人心不古，古人相约，多约于老友之间，少见于应酬，故酒后视朋友如兄弟，关爱之情相加于身，爱心拳拳远甚于己，推兴于人，不责于难，酒后必负安危于心，消后患于无形，故有意外，亦不相加，然今时今日，相逢即兄弟，离场失笑脸；劝酒无分寸，躲酒使手段，运筹帷幄于酒桌之上，密计谍谋于相迎之时，实在大失情调于“钓诗钩”，故《会约》一定，灭机谋于腹内，止风患于杯中，既可遣兴于席间，亦不伤身于酒后，其益大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