往事钓沉：两宿分家

金评媒

往事钓沉：两宿分家

1996年，国务院在关于调整淮阴市行政区划新组建地级宿迁市的“批复”中，有两句关键性的表述：一是“撤销县级宿迁市，设立地级宿迁市”，二是“宿迁市设立宿豫县和宿城区”。这就意味着，原县级宿迁市将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组建的宿豫县和宿城区。说是重新组建，实际上是一分为二。如果把宿豫县和宿城区比作兄弟俩的话，那么，这兄弟俩还是有“长幼之分”的。用时任市委副书记朱玉振的话说，宿豫县是“长子”，宿城区是“幼子”。朱书记说得没错。省市两级在实施原宿迁市的区划时，是按照“原县级宿迁市更名为宿豫县”的口径来办理的。作为“长子”的宿豫县，不仅分得了老宿迁市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，也继承了原宿迁市的历史，以至于十几年后，各县区进行二轮修志时，宿豫区理直气壮地修了个通志，上限一直修到远古。另外，其人大、政协的届次，也是延续原县级宿迁市的届次排了下来的。而“另起炉灶”的“幼子”宿城区，则成了全市历史最短的行政单元了。如此看来，宿豫区似乎占尽了天时、地利，应该是得风得雨，大展宏图了。其实不然，看一看当时“两宿分家”的清单，便不难发现，宿豫县这个“长子”，得到的只是个空头名分，非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，相反却吃了不少“亏”。十多年后，当年亲自主持“两宿分家”的朱玉振同志，对当时的宿豫区主要领导介绍说：“当时，我是县区区划调整的组长，周立新（时任市委常委、秘书长）任副组长。市里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的指导思想是：厚区薄县。也就是说，分家的天平，尽量向宿城区偏。这并不是对宿豫县不心疼，而是从政策上、从长远考虑问题。按照当时的财政体制，新组建的宿豫县在财政上如有困难，可以直接向省里‘哼哼’，而宿城区有困难，则需要市里协调解决。问题在于，地级宿迁市自身也刚刚组建，自己吃饭都成问题，哪里有财力来扶持宿城区？怎么办？只能通过分家的机会，为宿城区多争一点‘家底’。一来有利于缓解宿城区的先天不足，二来可减轻市里的财政压力。”正如朱玉振同志说的那样，分家这把“刀子”，对于宿豫县来说，真可谓刀刀见血

首先，原宿迁市的座下镇——宿城镇划给了宿城区。这，可是一块“大肥肉”！也就意味着，原来的宿迁城连同一切文化商业设施都归了宿城区。其次，在工业企业的分配上，也没有“一碗水端平”：与城市功能相关并且盈利的企业，大都划归宿城区；而那些“农字头”的或亏损的企业，都留给了宿豫县。三是几乎全部的离退休人员都分给了宿豫县，无疑增加了一块刚性财政支出。据说，首任宿豫县委书记王元奎同志见到分家方案时，差点没哭出来。作为宿豫县的当家人，他一面要说服下属面对现实，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，一转脸，又恳请市里能够体谅宿豫县的难处，尽可能地给一点照顾和倾斜，但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


负责分家的朱、周二位领导，都在原县级宿迁市担任过主要领导，他们对宿迁的这点儿家当，谁家锅大碗小都已了如指掌。无奈手心手背都是肉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一切只能从大局出发。对宿豫县的苛刻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王元奎憋了几天，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：把经济效益尚可的宿迁玻璃厂划给宿豫县。最终，得到了认可。就这样，王元奎手中的这把“牌”，总算有了一张带“花”的。

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。”宿豫县没有享受到“长子”的待遇，却在尽着“长子”的义务。在建市之初的那几年里，宿豫县在市内一些重要指标的排名中，一度居于四个县末位。但是近百万宿豫人民不气馁、不放弃，励精图治，奋起直追，逐渐缩小着与兄弟县的差距，甚至大有后来居上的气势。

到2012年年底，已成为宿豫区的“宿豫县”，小康指标得分已跃居全市首位。2013年11月，退休后担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朱玉振，再次考察宿豫区时，由于司机找不准路线，在宿豫区的地盘上“瞎转”了一番，“歪打正着”地看到了宿豫区的城市建设和企业面貌，老领导禁不住吁叹不止。在与区领导座谈中，他又听说，宿豫区正在建成六个百亿级企业，一个千亿级产业带，更是备受鼓舞。他不失幽默地说：“当初，是我把咱们宿豫的锅给砸了，把你们逼上了绝路，就像当年的项羽破釜沉舟。”时任区委书记张晓伟说：“也许正是这一逼，才把宿豫逼上了生路。”正是：一门兄弟俩分家，轻重何容半点差？莫怨小苗根太浅，得风得雨也成花。

杨学军  1976年1月参加工作，1981年起，在泗洪县广播站（台、局）从事新闻工作。1991年调入行政机关，先后任县委办秘书、科长、副主任、宿迁市体改办副主任、市政府办副主任等职。2011年任宿迁市委党史工办（市政府史志办）主任。2012年任宿迁市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。著有诗词集《三岁集》等，编著有《新宿迁之路》《宿迁援建志》《宿迁：建市之初的那些事儿》等。